也有骂名人而不属名的，那又为何？其实很简单，就是小孩子的恶作剧心理使然。小时候，刚下过雨，和几个小伙伴在行人必经之路挖一个坑，然后躲在树后或墙角，看着路过的行人一脚踩空，跌倒，溅一身泥水，便拍着巴掌大笑。恶作剧；损害别人，愉悦自己。

深沉一点儿的是“嫉妒”。我有一篇《说说嫉妒》的短文，其中说过“嫉妒”两个字虽然都是女字边，也有过“妒妇津”之类的传说故事，可是嫉妒并不是女人的专利，我倒觉得如今小肚鸡肠的嫉妒者绝大多数是老爷们儿。“嫉妒”这东西很怪，什么都可以作为嫉妒的标的。阿Q就曾因王胡捉的虱子比他的多，放在嘴里咬比他的响而嫉妒。这是一种低层次的、俗不可耐的嫉妒。

嫉妒余秋雨的文学、文化这应该算是高层次的、高雅的嫉妒。但“高层次的、高雅的嫉妒”者的行为并不高雅，其层次也不会高。

前几年骂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是说私下里和几个朋友熟人骂上几句，是说能够骂得让被骂者听到不容易，那是要借助某个小报才能办到的。现在有了博客，方便多了。博客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用假名，或不是名字的名。到哪个菜市场专找卖劣质货的摊床，买几枚臭鸡蛋，或把本来新鲜的鸡蛋放在阴暗、潮湿的角落让它变臭。揣上几个这样的臭鸡蛋，看哪个不顺眼就甩过去。这些臭蛋可能不止一个品种，有鸡蛋、鸭蛋、鹅蛋，也有鹌鹑蛋。

往余秋雨先生身上扔的都是些什么蛋呢？主要的有两种：一是，纠缠“文革”的莫须有；二是，挑剔他“卖弄知识”。

对于“文革”我们一直做“冷处理”，因为纠缠它不利于发展，国家如此处理是英明的。

可是个别人还是对此情有独钟，包括那些文革后出生的人，究竟是为什么，搞不清。

余秋雨和文革是什么关系，从他的年龄和当时的身份可以知道，这两项都是不能做假的。还有“文革”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如果余秋雨真的在运动中做了什么，那是逃不过革命群众锐利的眼睛的，也就是说，会有证人的（当然世上作假证的人是有的）。事实证明纠缠文革旧事的结果是无效的结局，只是赚了个无聊的热闹。

至于说秋雨先生卖弄知识，如果说在书（作品）中呈献出文化、知识，这正是写书（文章）的目的呀！难道像某些人出的书，毫无知识可言，只不过是沾染了唇膏和口臭的杯中剩水式的东西好吗？

至于在大奖赛上的点评，那是工作的需要，正是他和徐沛东先生的点评缓解了赛场“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缓解了选手们的紧张情绪和因答不上题、答错题的窘迫和尴尬。他和徐先生的点评给大赛增光添彩，使之成为大赛很有看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听他们的点评和听歌手们的歌曲一样是一种享受，一种高层次的审美享受。

他们的点评创造了崭新的大赛模式，这种模式已经被广大观众充分肯定，如果把点评从中删去，观众是不会答应的。

“知识”和别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食物，你吃下去了，消化了，就自己得到了，独自占有了；作为文学、文化的精神食粮，你“吃”下去，“消化”了，还要“吐”出来，使之变成新的精神食粮，提供给更多的人享用。“知识”只是装在肚子里不呈献出来行吗？如果没有人呈献知识，传授知识我们大家的知识从何处得到？

还有人说秋雨先生拉名人抬高自己。他自己就是名人，干嘛要拉别人抬高自己呀。只不过他交了几个名人的朋友，名人也是要有朋友的。我相信，除了名人朋友，秋雨先生肯定还有普通人、平民朋友，只不过在公开场合没有机会介绍这些情况。他总不会在电视上冷不丁地说，我和邻居张大妈、李二哥是朋友吧？

语言的刻薄不等于思想的深邃。

把骂声送到巨人的耳边，不能证明自己和巨人有同样的身高。

中国传统文化人有三个主要的品质内涵，那就是：“学问、思想、道德”。也就是说，作为一个高层次的文化人，一定同时是“学问家、思想家、道德家”。我认为余秋雨先生是具备以上素质的，他是有学问，有思想，有道德的新时代的文化人，这样的文化人是不多的。（因非本文所欲谈，就不论证，铺开细述了）。

骂余秋雨的人有几多？不好统计。可是喜欢秋雨先生的可以通过他的书籍的销售量和盗版情况得到不完全的证实。

不喜欢的人不会买他的书，骂他的人不会买他的书。骂人还要投资，不符合骂人者的价值逻辑。

如果骂人者真的还自视行为高尚、人格不低，认为自己有思想，有性格的话，还是请诸位少些唾骂和指责，给余先生一个清静的时空，让他多研究些学问，多写几本好书，那将文学幸甚，文化幸甚，国人幸甚，民族幸甚，国家幸甚。